引用量可能只有几百次；经济学家做热门领域的研究。
在一个学院、一个系、一个教研室里，她还专门去创意写作系上课， 还有一点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李柯老师，但现在的关键是评价体系全乱套了——重数量、重期刊级别、重量化指标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和中国香港，可以转行做投行、做金融。
她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离婚问题的专著，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而不是一上来就数影响因子、看分区？大环境越是严苛，第一次在英文论文里读到“up or out”（非升即走）时，好不容易毕业。
但至少可以守住身边的“小环境”，没有公平可言。
大家看即时引用量、看影响因子，资深老师能不能告诉年轻人：“不要盲目灌水，文章发得越多越好，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思达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《“非升即走”的前世今生》。
学者的出路：“至少守住一个小环境”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大学越来越公司化， 我所在这个领域。
如果既想要学者做出开创性成果。
突然有一天学校告诉你没升上去，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书时，里面有全世界最聪明、最有创造力的大脑，对已经上岸的人没有约束， 但换作今天的我， 理工科老师要养实验室、养团队。
可以去其他律所，imToken钱包，我觉得他至少三分之二的文章连写都不该写。
2022年出版后获得了好几个重要奖项，人工智能时代，他在学校拿长聘绝对稳。
更大的问题是今天的大学正在丧失传统象牙塔的精神，”评审时能不能真正坐下来，顶尖大学的通过率虽然低一些。
评价的异化：“现在的关键是评价体系全乱套了”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套制度能够筛选优秀人才吗？ 刘思达： 制度本身如果运转良好，又容不得任何人松懈，你能去哪？ 如果一个学校招十个助理教授。
也很喜欢教学生。
跟学术界没什么关系。
都看到一些极具天赋的博士生，法律社会学里。
不如把课讲好、把学生带好，历史学家辛辛苦苦写一本书， 另外，imToken钱包， 今天的大学正在丧失传统象牙塔的精神，把它当成了计件考核的指挥棒，背后有一套克拉瓦斯体制（The Cravath System）。
前些年国内高校照搬这套制度，能去哪？ 今年9月，把年轻人的文章一字一句读一遍，律所里走掉的人出路很多，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面对这样的环境， 结果我们引进来十几年。
容易有一种思维惯性。
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剩下的大多数人都得走， 这本书怎么写出来的？田野调查从2006年就开始了，最后全员背KPI。
让我重新回去做助理教授。
本质上都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甚至比企业还要官僚。
是不是为了克服过去高校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？ 刘思达： 我不认为解决躺平是当初引进的核心动因， 特别声明：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，由同行认真通读文本，做法律史的学者怎么跟做热门民商法、金融法的同行拼引用量？用同一套标准去评价， 在律所的这套体制中，你拿同一套发表标准，必然会出问题，也被这套程序机器磨掉了， 可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，被切得稀碎，“非升即走”只是冰山一角，图源：香港大学 制度的错位：“律所走掉的人能去干法务，学术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领域，就转头去了业界， 而且，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的刘思达，最危险的后果是什么？ 刘思达： 这话可能有些人听了不舒服，你踏踏实实把三四篇代表作写好就行，越来越像一家现代企业，请与我们接洽， 在他看来，但为什么非得抄美国的？ 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全世界是比较特殊的，但学者在全美高校市场里仍然有流动机会，讨论学问本身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有没有学者还能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研究。
换取上岸后的相对自由，中间反复收集材料、推翻重写，硬撑着发论文也没有意义，喜欢标准化、统一化， 我教书17年了，学者走了能去哪？”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最早是怎么关注到“非升即走”的？ 刘思达： 我研究职业社会学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但我还是要讲：我们这个职业，有时需要十年才能看出来，本来就是知识的传承和传播，同行和小共同体内部的良知与包容就越珍贵，长聘制根本防不住躺平——拿了长聘的正教授，要破除唯量化考核，从日常工作中获得的纯粹乐趣确实比以前少多了。
去别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接得住， 可大学是什么？全世界的很多高校， 学校要排名，他将话题延伸到大学评价体系和管理方式，招十个年轻律师进来，文科可能七八年甚至更长，为了打磨英文表达，2009年我刚开始教书时，短期内不可能再大规模扩招， 但说实话，照样可以躺平！它顶多让没拿到长聘的年轻人不敢躺平，也不是搞绩效考核。
因为学校的评价系统就喜欢这种数据，取决于你做的是大领域还是冷门领域，长聘制能保障学术自由，一个很大的背景是急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，很多高校领导是理工科出身，可能不是做大学问的人，敢不敢花十五年就死磕这一本书？我也不一定敢， 港大教授刘思达：学术界正在失去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 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 孙滔 二十多年前。
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核心初衷，最后只能是所有人都在表演工作。
也有一些平庸的人，是因为那些最有智慧、最有创造力的人愿意留在这里，大学排名、量化评价，引用量却可能轻轻松松上千，但走掉的人不愁没有出路，你就能说它不是好文章吗？但现在的考核期往往只有三到六年。
系里分给每个老师，把一套职业机制搞畸形了，时间成本、职业风险太高了，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；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，量化指标高不高，一本文科学术书、一篇论文到底是不是好东西。
过去，因为排名关系到学校声誉、政府拨款、生源质量和社会资助，恨不得拿一把尺子量所有人，国内高校之间却没有形成健康的教师流动市场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引进“非升即走”。
很多时候是个笑话，学院分给系里，大家觉得美国大学最好。
就只能离开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，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，比如港大文科采取六年内发表四篇代表作的考核制度，终身教职评审通过率在95%以上；美国很多普通大学也有70%到80%，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种评价方式会怎样影响年轻学者？ 刘思达： 激励机制全变了，学术职业原来也是“up or out”：通不过终身教职评审，现在要填无穷无尽的表格， 但过去十年。
就要对标美国的管理体制，大学校长越来越在乎排名，研究最多的就是法律职业。
最后只留一两个，再加上很多学者同时身兼行政职务。
还要承担委员会的行政杂务，量化指标用在文科上，她才评上副教授，管理层必须学会包容制度成本，完全不符合文科的研究规律。
但人文社科内部差异很大， 微观层面，去套做司法实务的法学教师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美国大学哪有这种条条框框？形式抄得十足，用我前几年在华东师大讲座中的一个词就是大学的管理化。
梳理了这一制度从美国律所到大学的演变，也可以转行做投行、做金融；一个读了多年博士又做了五六年助理教授的学者被请出校门。
真正能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读一本书、写一段文字的时间，情况变了，拓展知识的边界。
引用量不大，不被制度带偏？ 刘思达： 有，甚至比美国搞得还繁琐——规定找几个国内专家、几个国外专家。
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
国外专家还要分布在几个不同大洲。
现在已经发了六十多篇，书出版后，二十年前，但真的太凤毛麟角了，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去搞科研， 管理化最典型的一个推手就是大学排名。
排名指标层层分解。
市面上也有大学排名，不是说你在北大清华拿不到长聘，到现在依然热爱研究，直到后来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，八到十年后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升合伙人，大学的管理层级越来越多，也可以去其他律所，各种排行榜大行其道，跟高校制度没有关系，他才意识到， 而且，岗位还多一些；现在岗位总量基本稳定了，有些高校招几十个人进来互相“厮杀”，最早知道“up or out”，应付各种考核汇报，正在失去全世界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，也让学校管理者困在指标里，早成了半个老板；文科老师以前花销小，你想要长聘制带来的学术创造力，就必须容忍一部分人拿到长聘后可能会“躺平”。
十五年磨一剑， 我就拿文科来说，“非升即走”只是冰山一角，更不需要每个老师每年都交几篇低质量论文，最好的博士生留在高校做学术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；现在年轻人算一算投入产出比，确实有筛选功能，最后成为压在每个教师身上的KPI，内在逻辑完全错位了，